地府皇帝改造指南: 70-8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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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第71章

    当草原上的方士团队们还在集思广益, 推敲着与伊稚斜单于谈判的种种细节,思索该如何调整“投名状”的力度;留守在长安的汉天子则百无聊赖,陷入到某种近乎闲极无聊的地步了。

    当然, 这也是很正常的。到现在为止,汉天子还不具备远程微操、亲自指挥的条件;在确定了大致方略理清了内外政治环境之后, 他只能将军队托付给自己最信任的将领, 然后默默的期盼最后的结果——而在结局底定、万事终了之前, 除非前线真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、必须上报的变故, 否则君主坐守后方, 只能靠着定期的军报了解前线——效果略胜于无。

    当然,大将军派人快马送回来的消息肯定是准确详尽、力求丰富。但无论怎么丰富详尽,有些东西总没法说得太细。譬如, 他解释了自己命霍去病追踪伊稚斜单于的决策,并在汇报中顺便提了一点方士们的建议, 一笔带过, 并未详叙——这是很正常的,因为军中有资格下决心的是大将军而不是幸臣, 其余人根本不必多提——但皇帝何许人物, 哪怕仅仅是看一眼这只言片语, 也能猜出此决策中必定有方士集团强力推动的手笔(或者说得更清楚一点,干脆就是穆氏和死鬼老登的手笔);而方士集团名义上“随从出征”, 怕不是现在已经驰骋疆场纵马草原, 在快快活活的四处撒野发癫了。

    一念及此, 再看看自己——独守空城、孤寂无聊、只能眼巴巴等着前线军报,那心中之烦躁无聊, 自然也就可以预料了。

    不过,皇帝总不会长久无聊下去的。无聊到某个程度之后, 他就会自己给自己找点乐子——譬如说和儒家斗蛐蛐玩。

    自先前对公孙弘发起了一波并不成功的攻势之后,皇帝默默消停了好久;但这并非出于宽容慈悲,而是事实所迫的忍让;而现在嘛,皇帝当然也没有找到一举解决儒生们的灵丹妙药,但下雨天打孩子,闲着也是闲着;皇帝穷极无事,正好拿他们来找找乐子——而恰好,穆祺离去之前,也刚刚留下了一本足以在政治及舆论上对儒生产生强烈冲击的巨著:《竹书纪年》。

    按穆氏的说法,这应该是魏国留存的史书,因为保留在魏王的坟墓中侥幸逃脱了祖龙及项羽的两把大火,是如今仅存的,可以与《春秋》、《尚书》相对照的珍本史籍,六国史书唯一的残留;其史料价值,自然无与伦比;若能比较借鉴,也必定是极大的飞跃。

    不过,对于大多数儒生而言,这本书最大的刺激显然不是什么史料价值,而是黑料价值;大概是因为魏国上下崇尚法家喜好权谋腹黑学的缘故,竹书纪年的取向与温文尔雅敦厚体贴的《尚书》全然不同,长篇大论记载的并不是什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美好传说,而是上古三代的狂猛黑料,什么“昔尧德衰,为舜所囚也”、“夏启杀伯益”、“共伯和干王位”;舜囚禁尧,夏启杀了伯益,共和执政根本就是篡位夺权;从尧舜禹到夏商周依次揭发,将上古三代那种光辉灿烂人均圣贤的面纱给从头撕个干干净净,并对儒家赖以安身立命的本钱——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发起了致命的攻势。

    孔老夫子说上古三代都是圣人;孟老夫子说上古三代都是圣人;现在你跳出来告诉我上古三代其实也是勾心斗角一个鸟样——你几个意思?

    说实话,尧舜禹汤周文周武都是冢中枯骨了,后世史书怎么写其实都无伤大雅;这样辛辣可怕的黑料,伤害最痛最深的,还是儒生——以《春秋》、《尚书》为信仰,绍述了一辈子孔孟之学的儒生。毕竟,儒生正色当朝数十年,引经据典滔滔不绝,生平用来pua皇帝的最大本钱,就是“三代”;宗教要有神国,信仰要有寄托;对于儒生而言,最大最好最不容否定的乌托邦,就是那完美无缺、“天下为公”的三代。

    夏商周是好的,所以继承了夏商周治世之道的儒家也是好的;儒家是好的,所以儒家经典中为皇帝制订的那一套治理体系也是好的;天子只需学习经典、领悟思想、效仿三代,天下自然而然就能兴旺发达、长盛不衰——这套逻辑如此完美、如此精细、如此强硬,以至于后续十数代王朝两千年历史,都不能真正反驳;黄老百家与儒生争锋,最多也就只能质疑一波对经典解读的正确与否,是万万跳不出这个逻辑的。

    但现在嘛,有人居然敢跳出来直接向光辉美好的三代、儒家安身立命的最大依仗发起攻击,那事情的性质,可就完全不一样了。

    说白了,你现在都敢攻击三代,你将来敢做什么那我想都不敢想!

    理所当然的,当这本《竹书纪年》的复印本从未知渠道被泄漏之后,本就与百家斗得大道磨灭的儒生们立刻赶到了不可遏制的狂怒。在他们看来,依仗着造纸术与印刷术勉强与自己周旋的诸生不过是手下败将、冢中枯骨,就算一时得意,终究也不难消灭;但胆敢传播这种可怕黑料的异端却是决计不能容忍,非得以重手强硬出拳不可。事关道统,仇恨不共戴天,要是不用点手段,恐怕当真要以为儒生可欺了!

    当然,强硬回击,也要有张有弛;而儒生的应对,大致仍是得体的。一开始他们虽然愤怒,却并未大肆围剿这本妖书,生怕动静太大,反而抬高了这种低劣黑料的身位;于是仔细斟酌,只派出小辈出战,质疑这本书的根底——你说这是魏国史书这就是魏国史书?根底都不清楚的东西,有什么资格上桌?

    应该说,这套辩驳逻辑还是非常有力的。穆祺提供的《竹书纪年》当然是真本,但可以用于证明身份的原版竹简早已失散殆尽,没办法提供任何佐证;质疑一本来历不明的印刷物的可靠性,当然是非常稳妥、非常有效、决计不会出错的好办法——如果晚上那么一百多年的话,这一套辩词说不定就真的成功了。

    但很可惜,现在这个时间毕竟还是不够长。祖龙的确搜括了六国的史书,但大秦的执行力显然没有强到无远弗届、使命必达的地步;在关东关中等统治薄弱的地带,仍然有大量六国王族和公卿遗存,至今都可以发挥影响;这些遗老们世代传承,不会不保留一些有关于本国史册的抄本——当然,私下流传的抄本必定是散乱的、细碎的、不成体系的,甚至根本没法整理;但只要这些抄本还存在,那么就可以从各个角度做全方面的比对,而比对的结果嘛……

    反正,在就《竹书纪年》的真伪问题争论了大概十余天后,长安的儒生们就果断闭嘴,迅速开始了转进。

    就转进的方向而言,儒生们一开始是想出动铁拳,直接呼唤丞相公孙弘强力出手,用妖言惑众的罪名将妖书直接封禁;但还好向上汇报之后,真正的大儒公孙弘聪明绝顶、明见万里,立刻阻止了这近乎白送的愚蠢举止——如果此例一开,是不是下一次学派再起争论,圣上就可以引此旧例,直接封禁掉他不喜欢的一切著作?

    你搁这儿复辟暴秦《挟书律》呢?

    文人之间的事情,能讲规矩的时候,还是尽量讲规矩比较好。于是众人商议再三,无可奈何,只有重回辩经路线,并调整辩论思路;从此不再强调史书本身的来历,转而寻章摘句,质疑起了史书材料的真伪:就算《竹书纪年》是真本又如何?史书是真本,就意味着史书上写的都是真的啰?

    这个质疑的逻辑还是非常清晰、非常靠谱的,可以说一发中的,立即就缓解了广大儒生的精神内耗。但如此辩论,却也显然有极大的弊端:不针对史书本身发论而只质疑史料真假,那意味着已经默认了《竹书纪年》的地位,等同于打破了儒家对上古历史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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